□  胡可明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帝制王朝清朝（1636——1912年）历276年，其清圣祖仁皇帝爱新觉罗·玄烨（1654.5.4—1722.12.20），即康熙皇帝，是为清朝第四位皇帝，即清定都北京后第二位皇帝，亦即史界公认清朝康乾盛世之创始者，甚而有“千古一帝”之誉。自齐相管仲“官山海”后，历朝历代基本上都是重视盐产盐利，但盐法盐策各有不同。那么，在康熙帝61年的统治期中，淮盐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康熙朝施于淮盐的盐法盐策都另有一些什么特点呢？本文作一一探讨。

康熙朝廷对两淮盐利的攫取

　　众所周知，盐业自汉唐起，已经成为朝廷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财源。宋元明清诸朝，淮盐一直走在全国盐业前列。但每每朝代更迭中，盐业也是很受伤害的，个中淮盐屡被摧残最甚。满清贵族是靠战骑铁蹄和战刀弓箭建立清朝政权的。有资料表明，发生在清顺治二年（1645年4月25日）清军攻占淮盐中枢扬州后，在5月20日至5月29日10天中，屠城10日！满清的杀戮导致大批淮盐灶民和垣商等逃亡、死亡，极其严重地毁坏了淮盐生产基础。清顺治元年（1644）定都北京后，清政府虽然实行了一些安抚灶民、盐商政策，但效果甚微。顺治九年（1652）户部尚书噶洪达奏：“自圣朝鼎革之后，呈惊鸿渐集”，灶民、盐商渐有复业，但依旧是“灶突烟寒”。顺治十六年（1659），两淮巡盐御史高尔位还因淮北徐渎、临洪两盐场“灶丁逃亡殆尽”而请求减免灶课。到康熙年间的康熙十二年（1673）至五十六年（1717），朝廷投兵战事有16次之多，频繁战事，伤民耗财，再加上康熙四年“两淮”海啸淹死灶丁几万人。天灾人祸，极其沉重地折耗了淮盐生产力。有统计：两淮30个盐场中，古海州地域淮北4场被毁卤池5500口、盐池5500面；淮南26个盐场卤池被毁6000余口、亭场5500面。有些盐场已无法恢复生产。尽管如此，康熙一朝为满足宫廷消费、帝王赏赐、官吏俸禄、兵营建设、战事开销、士勇养活等一应巨额之需，康熙皇帝和各级官府对淮盐之利的攫取直到手软。康熙元年全国盐课岁入白银2733579两，康熙三年达2743675两，其中淮盐课银1788791两，占65.2%。平三藩之乱期间，各盐区用以充作军费的盐课银源源不断地流入官府金库，其中两淮额度最大。从康熙十八年四月至十九年五月，两淮共充作军费的盐课银达1322190两。康熙朝61年间，也有了几个激励产盐的手法。

康熙盐策在淮盐产区的施行

　　利之重而夺之烈。国家日耗巨额，康熙朝廷各级官府对盐利之渴求近乎猛烈，使得从皇帝本人到盐务官吏都施行了一些推动利盐复产和保盐增利措施。仅举其在淮盐产区的例子。一是豁免产盐人的部分场课（产盐人要交的税）。生产淮盐的灶丁因战乱匪扰和自然灾害不能正常从事产盐活动，因而欠产尚不能按足额上缴场课，被逼无奈弃滩逃亡谋生，致一些盐滩无人产盐。清廷以“旧（明代）课（产税）酌予减免”。康熙二年（1663），“准凡殷实人户愿行盐者，听其顶补办课，不许签派滋扰。”招徕弃滩灶丁复业。又以“赈济贫灶”、“禁止差扰灶户”加以抚恤。以“救灶出于汤火”，以作“固本恤灶之典”等等确有收效。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在两淮盐运司下辖的通州、泰州、淮安3个分司所辖的30个盐场内，“迁移复业”灶丁1860名，“新增灶丁”2600名（其中淮北的板浦、徐渎、临洪、兴庄4个盐场新增340名）。二是修复产盐基础设施。康熙四年两淮海啸天灾后，朝廷对沿海堤缺每年都有修复加固，至康熙二十四年共修复御潮堤缺228处，同时疏浚运盐河道608处。淮南盐区共修复制盐设施：亭场5528面，灶房12444间，卤池6102口，新增盘铁119角，锅撇4452口。海州盐运分司所辖大浦场于康熙二十一年重建。淮南盐区的掘港、伍祐、安丰等盐场大使使署（盐场管理官吏办公处），以及淮盐外运关口——仪征关闸盐所桥都得以新建或重建。安丰、梁垛、白驹、丁溪等盐场运盐河道，都予疏浚。三是兴场废场而场课照征。清初实行禁海之策，以防明患。古海州地整个云台山尽为海中岛屿，淮北盐区的徐渎、临洪、兴庄3个盐场俱在海北，必得内迁，不迁则废之。到康熙元年时，徐渎场已经向内迁移。经朝廷主管钱粮税赋的户部同意，临洪、兴庄二盐场灶丁移在板浦场空地上安插晒盐，3个盐场迁移期间所欠折价课银每年1562两，责令盐商认纳，迁移前累计欠课亦由盐商分两年足额补缴入库。这实际上是把淮盐盐场因迁移而欠场课转嫁于盐商承担，朝廷官府并无减收。淮南诸场情况类似。康熙五年吕四场受黄河洪灾灶户淹死仅剩十余人，场课均摊于通州其余26个盐场承担。康熙九年莞渎场因黄河泛滥灶户逃亡无人煎盐场课无着，官府仍令至少征收原额之三分之一。四是管理产盐区极为细致。康熙初就丈量得出淮盐产区通州、泰州、淮安3个分司共有新增荡地2554顷。淮南煎盐，草荡之草是淮南盐区产盐必需，朝廷也一直增收其课谓之荡课。新增荡地乃是海退陆进才有的。官府一查出了新增荡地立即从当年起新增荡课2781两银4钱1分5厘3毫3丝。康熙二十年原豁免莞渎场折价银，从较早迁移建场的徐渎场税钱中加征2两3钱10厘1毫。康熙二十三年将原豁免的莞渎场而加征吕四场灶课银6两4钱9分4厘6毫、徐渎场折价银2钱9分6厘1毫，仍归各场自行完纳。银两计算到如此小的单位，恐怕今人听来无法知其详。

康熙皇帝享两淮盐商的忠诚

康熙前的历朝历代帝王中，与淮盐盐商关系之近者，直接享受淮盐盐商“奉献”的，比起康熙无人能居其右。康熙十二年至二十年，三藩之乱波及数省，军用剧增而盐课必增。康熙十一年实行了所谓计丁加引，即官府按照人口数量和人均食盐量确定各销区销售食盐数量，由盐商按此数量交纳盐税。清朝实行食盐官督商销制，盐商向官府缴足盐税后，结果能销多少盐赚多少钱，与官府无关。官府额定淮盐加引5万引，增盐课额为4.73万两银，居各盐区之首。康熙十一年（三藩之乱前）全国人丁数1943万，因战争伤亡，康熙十七年至二十年时加增盐税，人丁降至1685——1724万之间，食盐销量下降而盐税不减，盐商被强纳盐税。康熙皇帝毕竟不庸，心知肚明，后也曾愧疚而言：“盐务朕所深悉，加引虽可增课，然于商人无益。”道出他对盐业之关心，对盐务之了解，以及与盐商定有一些交谊。为了朝廷财收，康熙对前朝沿袭下来的淮盐销区作出过调整，历史上融销淮盐亦始之于康熙朝。《清朝通志》载：“康熙六年，以淮北引滞，改拨宁国府6500引，和州、含州3500引，每年奏销，以为定额。”《两淮盐法志》也记载有康熙八年淮北盐拨为淮南引地销售。康熙三年江西总督奏请原销粤盐的江西吉安府改食淮盐，立即获得皇帝恩准。川盐交界处宜昌府原食淮盐，地方官多次奏请改食川盐，康熙皇帝总不降旨。康熙皇帝有意无意间眷顾淮盐销售，被淮盐商人视作特惠，故而强化了他们的忠君思想，进而表现出超常的忠君行为，对朝廷报效捐输和康熙南巡时跪拜奉迎因此而生。 

盐商为报答朝廷之“惠商”，更为自身今后永获盐利，遂有报效捐输之举，主要有军需、水利、皇宫建设、赈灾、杂项5种。盐商的报效捐输始于清康熙年间，直至雍正朝，而其中淮盐商人出资额最巨。如《中国盐业经济》载：康熙十年六月，因淮扬水灾，淮商报效白银22670两。康熙十三四年，淮盐商人程氏捐资军饷。康熙十七年六月，淮商陈光祖再捐军需135000两。康熙十八年七月，因扬州旱灾，淮商报效白银33000两。康熙末年，淮商又捐扬州水利工程白银24万两。清代这种始自顺治、兴在康熙、延至乾隆的盐商报效捐输，总额达8130万两白银，其中淮盐盐商达5400万两，占66。4%。当军队获得报效军费，灾民获得报效赈济，大家山呼“吾皇万岁”时，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皇帝龙心好不大悦，龙颜好不大开。淮商报效后，即可“从优议叙”，提高社会地位和得到一定的政治权力。如程氏荣获议叙，获得五品官服。淮盐商人还可通过加斤提价，实现报效损失加斤补，最终是食盐消费者为报效买单。康熙二十三——四十六年（1684—1707年），康熙皇帝六下江南，每次南巡时队伍庞大，最多时达二万多人。南巡费用主要取自于淮盐，一是淮盐盐课；二是盐商专门捐有公项经费；三是盐商为了迎驾，主动在扬州及南巡途中主要城市进行大规模景观建设。第五次南巡途经淮安时，淮盐盐商出资并组织“百姓列大鼎焚香迎驾，数里不绝。”康熙在淮安“进宴演戏一切事宜，皆系商总程维高料理”。康熙行至乌沙河时，“有淮安绅衿备万民宴，又盐场彩亭七座迎接。”至扬州驻跸御花园行宫（高旻寺行宫）和茱萸湾行宫，连同茱萸湾塔均是两淮盐商出资营建的，仅高旻寺行宫工价就不下数千两白银。“众商（还）加倍修理，添设铺陈古玩精巧，龙颜大悦。”此外，盐商们还向康熙皇帝进献古董、玩器、书画、美食等。

　　康熙皇帝是个明白之君，对于淮盐盐商的忠诚表现，除了    “从优议叙”、允其运盐加斤提价赚取更大盐利外，还通过设立“总商”、“大总”名目，奖励忠君盐商中之最甚者。清顺治朝起，即在淮盐盐商群体中设有总商，以适应官督商销的需要。康熙十六年，确定总商24名，康熙末年又增加到30名。总商之上又设有大总。总商权力除有“纳课杜私”、“承办报效”、“摊派杂费”、“参弹疲商”外，还能直接参与制定盐策。总商恃其对朝廷奉献之巨，深得朝廷信任，亦有胆敢凌驾于盐政官员者。其大总者，“借端多派，鱼肉众商，事事专擅”，而成为淮商霸主。

康熙皇帝与两淮盐政的关系

　　盐利之于国家财源之重要，向受朝廷官府重视。唐代起就在京官大员中设有两淮巡盐御史一职，后简称盐政或盐院，巡视督察两淮盐产盐利，确保盐课归入国库。清朝也不例外，康熙朝关于盐院较前朝则有新的特点。一是康熙三年（1664）确定其职责为：督征盐课、查缉私盐、调剂盐价、纠察属员。规定巡盐御史差满离任前，必须把任内履职情况交代清楚，即对其任内督收盐课等事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成（相当于今之审计）。皇帝依据考成结果决定对其奖惩和任用。可见康熙皇帝是何等的看重盐利，也反映其精明的治国韬略，同时更说明盐政一职的社会地位。二是正是两淮盐政这样一个重要的部臣职务，形成了康熙皇帝与淮盐有别于其他大盐区的特殊关系，折射出康熙皇帝与曹氏家族有别于其他皇亲国戚的特殊关系。关于这第二个“特殊关系”，曹雪芹在他的传世之作《红楼梦》中有周到详尽的侧面刻画。真实的历史是：曹雪芹的曾祖母是康熙皇帝的奶妈，可能是天下最特别最有荣耀的奶妈了。曹学芹的曾祖父曹玺因而在康熙二年到二十三年做了23年的江宁织造郎中，主政专供皇室的上用缎匹织造印染的江宁织造局。康熙二十三年任上去世时，恰逢康熙第一次南巡，康熙特派内大臣前往曹府祭奠，并亲自到织造府慰问，称其为“荩臣”。曹玺之子曹寅（曹学芹祖父）先为康熙皇帝近身侍卫，后官苏州织造、江宁织造，康熙四十三年起被钦点4任两淮盐政。曹学芹父亲、叔父也先后主政江宁织造局。沾了曹家的荣耀，曹学芹舅祖父李煦竟也先后8任两淮盐政。

　　康熙信用曹氏家族，先后启用曹氏家族三代数人主政皇家织造和两淮盐政，6次南巡先后4次路过南京，皆驻跸江宁织造府，并由曹寅、李煦陪行江南。康熙四十四年（1705）正月第五次南巡中，曹寅、李煦再次负责接驾。在淮盐盐商出资修建皇帝行宫和茱萸湾塔中，曹、李不光勤勉监修，还各自捐资2万两白银，因此内务府觉得仅依例议叙加级还不够，应予以在朝班兼职，曹寅为通政使司通政使衔，李煦为大理寺卿衔，获旨恩准。

　　康熙皇帝南巡，皇室、侍卫、随从、沿途迎驾护驾队伍庞大，多达2万人。曹、李接驾陪行后，一切费用均由江宁织造和两淮盐政支付。皇家队伍车马浩荡，旌旗飘扬，一路观光赏景，享受奉迎盛宴，款款而行，每每耗费时日。其中第五次南巡从康熙四十四年二月初九日（1705.3.3）出京，109天后才返回到京城。2万之众超百日旅程，高标准食宿，耗资定当不菲。除了盐商捐输、地方官府出资，大部分由曹、李动用盐课余款、私盐罚没款及织造衙门公款买单。而曹、李为讨皇帝欢心，也不敢怠慢，出手极为阔绰，造成职上公款空缺漏洞，江南财政、两淮盐务亏空数目（70万两）很是可观。按康熙“职官定期考成”、“盐政离任考成”定制，曹、李仕途变得危机重重。康熙对曹、李职上财政亏空深知其详，而一忧在心，多次严正叮嘱、告诫李煦。康熙四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朱批：“以后凡各处打点费用，一概尽除。－－若不听朕金玉良言，后日悔之不及。尔当留心身家性命子孙之计可也。”仅隔不足3月，又朱批：“风闻库帑亏空者甚多，却不知尔等作何法补充？留心，留心，留心，留心！”又10天后朱批；“两淮情弊多端，亏空甚多，必要设法补完，任内无事方好，不可疏忽。千万小心，小心，小心！”再9天后朱批；“每闻两淮亏空甚是利害，尔等十分留心后来被人笑骂，遗罪子弟，都要想到方好。”4个多月后垂问：“两淮亏空，近日可曾补完否？”垂问后36天又面命曹、李：“亏空太多，甚有关系，十分留心，还未知未来如何，不可看轻了。”康熙五十三年（1714），总督噶札奏称：曹、李亏欠两淮盐课银300万两不止，欲弹劾二人官职并严加治罪。康熙遂安排核查，实为180余万两，庇护地说；“曹寅、李煦用银之外甚多，朕知其中情由。”康熙早在11年前就特旨曹、李在两淮盐政、江宁织造任上再轮值，以让其搜刮钱财弥补公款亏空。曹、李确实也不负康熙皇帝天恩，任上使出百般手段，终于勉强消弥了职上亏空，逃过杀头、灭门之祸。李煦在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再留巡视两淮盐课谢恩折》中道：“两淮自设巡盐街门以来，从无一人之身得以八视淮鹾，而千古未有之事，奴才蒙万岁越格之用。”历史就是过去的真实。曹学芹叔父从康熙五十四年至雍正五年主政江宁织造13年，是曹家最后一任江宁织造郎中，雍正五年因其家人骚扰驿站被革职，次年复因转移家产被抄家，于京师枷号，至乾隆元年才得释放归家，坐了7年大牢。比起他来，曹寅、李煦还算是万分幸运的，假如康熙皇帝驾崩早，他们的命运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