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可明
江苏海盐区是全国主要人工盐产区之一。她分布于今连云港、盐城、南通三市沿海，因淮河贯穿其间入海，所产海盐史称“淮盐”。淮盐生产历史悠久，两宋起即走在其他盐产区之前，其经济贡献、文化贡献向为全国盐业翘楚。对此，史乘均有记载，而考古发掘成果则验证其古老凝重的身份。
史乘记载的淮盐发展史略
《说文解字》称：“古者夙沙初鬻海盐”。鬻本卖意，在此为煮。 “夙沙”当是中国人工盐的创始者。《吕览》注称：“夙沙，大庭氏之末世。”《庄子·胠箧篇》：“昔者容成氏、大庭氏、……神农氏。当是时，民结绳而用之。”说明夙沙氏为神农炎帝时的一个人或一个部落。《中国盐业史》推断说，夙沙氏是一个长期居住在山东半岛胶州湾的古老部落，与洪荒时期的炎黄部落同期且有密切联系，因与海为邻，首创煮海为盐，并在商周时推广了煮海为盐技能。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在其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第一章第二节《商的兴起·商王朝的建立和发展》中写道：商朝的统治中心在今河南中部以东延伸至山东边境，至武丁时（公元前1325——1266年）四出征伐，对鬼方、人方等方国进行征讨，扩大了领土，俘获了大批人口，掠取了大量资财。胶州湾南邻的海州湾（今江苏省连云港市境沿海）夏商时属徐州人方东夷，是商朝征伐及掠夺的对象。商朝的东征，加速了胶州湾人口的向南迁徙。此前胶州湾煮海为盐技能是通过少量且不连续的人口自然流动“捎带式”传播到了海州湾一带，商朝的领土扩张迫使胶州湾煮盐者大批南迁于此，海州湾的煮盐业也即兴旺起来。
西周王朝建都于丰镐（今陕西长安县），实力强大，控制了关中平原、河北、山东及江淮地区，接受各诸侯国进贡珍稀物品，并开始对食盐生产予以掌控。《周礼·天官·盐人》称：“盐人掌盐之政令，以共百事之盐。”“祭祀、共其苦盐、散盐；宾客，共其形盐、散盐（即海盐）。”《尚书·禹贡》说：“海岱惟青州，……厥贡盐絺，海物惟错。”位于渤海、泰山之间的青州，向周天子进贡细葛布及海产品，还有人工生产、很为精贵的海盐，被周王朝仅用来祭祀天地神灵、王室食用、招待宾客。西周时，连云港市属青州人方国（东夷），青州进贡西周朝廷的海盐应当包含连云港市盐区所产淮盐。
春秋战国时，今连云港市境先属鲁后属楚。《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此为正史对淮盐的最早记载。汉时以方位定海域之名，今天的黄海其时均习称“东海”。《史记》此段记载说明春秋时“煮海为盐”已突破“青州”一域，向南向北大有扩展，向南已越过江苏沿海而至浙江，江浙海盐致春秋吴国、西汉吴国均很富庶。
《新唐书•志第四十四•食货》：“……负海州（今连云港市境）岁免租为盐二万斛以输司农。青、楚、海、沧、棣、杭、苏等州，以盐价市轻货，亦输司农。”连云港市境淮盐产量丰硕，官府允准业盐人以盐代替丁租缴纳，或以盐易官府所需物资代替丁租。刘晏任职唐王朝财政官主管盐铁期间（760——780年），在全国设立十监、四场来管理食盐运销，在淮盐区就设有海陵（属扬州）、盐城二监和涟水场，并在扬州设有缉捕私盐的巡院。
北宋《南兖州记·楚州》记载：“上有南兖州盐亭（煎盐场所）一百二十三所。县人以鱼、盐为业，略不耕种，擅利巨海，用致饶沃。公私商运，充实四运，舳舻往来，恒以千许。”是时淮盐产地之一的今江苏盐城一带制盐工场盐亭星罗棋布，盐业大兴。
《宋史•志第一百三十五食货下四》：北宋时，淮盐区已经成为全国最主要的产盐区。“其在淮南曰楚州盐城监，岁鬻十一万七千余石，通州（今南通）丰利监四十八万九千余石，泰州海陵监如皋仓小海场六十五万六千余石，……海州板浦、惠泽、洛要三场岁鬻四十七万七千余石，涟水军海口场十一万五千余石，各给（销售于）本州军及京东之徐州，淮南之光、泗、濠、寿州，两浙之杭、苏、湖、常、润州、江阴军。”“国家煮盐之利以三分为率，淮东居其二。”史载南宋维持淮河以南半壁江山,偏安一隅,与金对峙，尤加重视发展淮南盐区以盐利资国。理宗宝祐五年（1253）殿中侍御朱熠言：“盐之为利博矣。以蜀（井盐）、广（海盐）、浙（海盐）数路言之，皆不及淮盐额之半。”所以南宋人说：“天下大计仰东南，而东南大计仰淮盐”。
《元史·百官七》记载，至元十四年时，两淮有盐场29个。至元十六年（1279），元廷下达淮盐区产盐定额为587623引，折合23504万斤，居全国各盐区之首。文宗天历年间（1328——1329），元代全国盐产达最高峰250余万引，其中淮盐仍为最高，达950075引，合3.8亿多斤，为朝廷创造盐利中统钞2850225锭。这个产量水平及盐利一直保持到至顺四年（1333）达23年之久。元代各项赋税收入中，盐税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者莫如盐。”“国家财赋，盐利为盛。”在盐课收入中，两淮所占比重最大。“国家经费，盐利居十之八，而两淮盐独当天下一半。”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淮盐税收约占元朝货币总收入的60%左右；天历二年（1329），淮盐利税占朝廷财政收入的80%左右。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大规模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淮盐区不久被农民起义军张士诚控制，元廷彻底失去了最丰厚的淮盐税利，国力、军力断崖式下降，终被朱元璋赶回漠北草原。
明代立国时，淮盐区共有盐场30个。《明史•食货四•盐法》记载：“两淮……洪武时，岁办（年产）大引盐35万2千馀引（引重400斤），……（商人以物易盐外）岁入太仓（国库）馀盐银共60万两。”其他较大盐区年入太仓盐利银依次为：浙江14万两，长芦12万两，山东5万两……。晚明人汪氏编著的《古今鹾略》载：“国家盐课大小引目220余万斛，……长芦、山东价廉，课充惟淮盐居天下之半……。”
有清一代，淮盐产量、盐税又均有较大增长。《中国盐业史》载，清代乾、嘉、道三朝，淮盐最高产量有七、八亿斤，约达全国盐产量三分之一。嘉庆《两淮盐法志》称：“……盐课居赋税之半，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光绪二十九年（1903）两江总督张之洞有言：“查淮盐厘课（即盐税和盐厘），每年六百数十万两。”其时朝廷盐税盐厘总入1365.9万两银，淮盐贡献了总额近半。
考古发掘成果实证了淮盐发展脉络
制盐是实体产业。煎盐需要灰场、灶舍、煎灶、煎锅（陶器或铁制）、柴草、舀卤及出盐工具等，日晒制盐需要盐田及其生产工具，煎或晒制盐均需引进海水，盐产品需要仓库存放。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等等物质性的制盐生产要素都可能成为盐业遗存，成为今天盐业考古发掘的目标指向。
葫芦山史前遗址 2021年考古人员在连云港市云台景区葫芦山史前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新石器时代器物68件，专家推断其中部分陶器可能与制盐有关。（资料来源：南京博物院2022年11月17日“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程——唐宋元明港口与对外交流课题之盐业考古课题推进会”，连云港市文保所文物考古2022年11月29日发布）新石器时期距今11000——4000年，炎黄时代距今5000——4000年，即炎黄时代处于新石器时期的晚期。而正是在这一时期，胶州湾先民开始从事煮海为盐作业，且在其后向南传播煮盐技艺到了海州湾。如果认定这68件新石器时代器物中的部分陶器用于煮盐，那应是煮海为盐技艺最初在海州湾得到应用的标志。
尤庄盐业遗存 2022年11月上旬，2023年2——3月、6月、12月，南京博物院与连云港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对列入《中国文物地图集·江苏分册》的连云港市海州区板浦镇尤庄村东部的神墩遗址（被确定为商周时期遗址）、帽墩遗址（被确定为汉代封土墓）进行勘查、勘探、补充勘探，认定为一处盐业遗址聚落群，包含数个面积在7000——10000平方米的遗址，涉及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在西周制盐遗存中，清理出各类不同时期遗迹40多处，有煎盐灶址1座、淋卤灰坑10座等，出土制盐用的厚胎红陶器残片等200余件。经对盐灶内填土和采集到的炭屑样品进行碳十四测年，年代约在公元前780——410年间。专家共识：尤庄遗址主体为西周晚期至东周时期，具有一定规模的盐业遗址群，说明此处已有规模化盐业生产，且尚有更早期制盐遗址存在的可能。
盐仓城遗址 1962年在连云港市干于区发现，为春秋时莒国盐官驻地，专司盐业生产、盐品收储、转运上纳等管理。（资料来源：南京博物院2022年11月17日“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程——唐宋元明港口与对外交流课题之盐业考古课题推进会”，连云港市文保所文物考古2022年11月29日发布）《江苏省志·盐业志》记载：“盐仓城，是赣榆境内著名的三大古城之一，建于春秋战国时期。该城遗址在今赣榆县龙河乡境内，城池为方形，城墙用黄土夯成，东西南北各长约千米。城外围约6公里，内围为4公里，城墙现存西南、西北两段残垣，各高约5米，宽约20米。……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另据史料记载，该盐仓城至汉代时，还得到修缮或重建，继续作为淮盐集散地使用。
尹湾汉墓简牍 1992年东海县尹湾汉墓出土，揭示了汉代东海郡朐县设置盐官的历史信息。（资料来源：南京博物院2022年11月17日“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程——唐宋元明港口与对外交流课题之盐业考古课题推进会”，连云港市文保所文物考古2022年11月29日发布）该简牍被考古专家誉为中国最早档案资料，文字近4万，内容涉及西汉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生活诸方面。简牍记载，西汉成帝元延年间（公元前12年——前9年），东海郡朐地设立盐官，驻在地今连云港市灌云县伊芦乡，并在北浦（今连云港市海州区板浦镇）和郁州（今连云港市境云台山）设有派出机构。简牍文字为：“伊庐盐官员卅人，长一人，秩三百石。丞一人，秩二百石。”“北蒲盐官员廿六人，丞一人，秩二百石。”“郁州盐官员廿六人，丞一人，秩二百石。”该简牍所记成帝时所设盐官，当与武帝时实行盐铁官营、在大产盐区设置盐官，有先后承继关系，均为汉廷对连云港地域盐业的管理机构，说明此地淮盐生产未曾中断，且所产盐量较大。
唐代取盐处 连云港市云台山麓白果树村有一棵高达二十多米的白果树，为云台山风景名胜中的国家级古树。唐代官府在该树生长处设有“取盐处”，方便山民购盐。唐代，淮盐生产兴盛一时。唐乾元元年（758），第五琦为盐铁使，“就山海井灶收榷其盐”，“尽榷天下盐”，于山海井灶近处设官“收榷”并“出粜”食盐。此“取盐处”既为官办，便利百姓就近买盐，那设置时间当在乾元元年至永泰元年（765）间。因永泰三年后唐廷采纳转运、铸钱、盐铁租庸使刘晏的改法举措，实行食盐“于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即商运商销就场专卖制，此时百姓食盐购买于商而非购取于官。
盐城丁溪村遗址 以盐命名的城市——盐城，是淮盐的主产地之一，建有中国海盐博物馆。该地历史上有为盐场、农村捍海而建的范公堤、为运盐而筑的串场河。2016年，由南京博物院牵头对盐城丁溪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制盐遗存房屋、煎盐炉灶、明代的卤水沟等。在范公堤、串场河沿线还发现了与制盐密切相关的遗址五十多处。在这些制盐遗址处都发现有草木灰、红烧土堆积，专家推断，这些制盐遗址年代为自宋代延至清代，制盐工艺属煎盐“淋灰法”。
煎盐盘铁 1970——1991年在南通市如东、海门，先后出土煮盐用盘铁7块，呈三角形，最大的2块各重约1吨，长直边180厘米左右，厚9厘米。将其拼接成圆盘、锅状，面积9.2平方米。经考证，该批文物为宋元时期煎盐工具。盘铁亦称铁盘，由多块三角形铁板拼成，填以石灰弥合缝隙，四周以竹篾包裹镶边，成锅状，用以煎盐。经刈草于荡、烧灰于场、晒灰淋卤、归卤于池、石莲试卤几道工序后，舀卤入盘，燃薪煎熬，即可得盐。
盐田遗迹 2022年前，连云港市在市区建设园博园工地发现了11处明末清初的盐田遗迹，采用的是日晒法制盐工艺。1997年9月出版的《江苏省志·盐业志》则收录有保留在连云港市干于区的明代盐田遗址。明代前期淮盐以煎为主，嘉靖朝时（1521——1566年）淮河以北盐区渐行日晒制盐法，建有露天盐田，利用阳光和自然风蒸发海水浓缩、结晶成盐。日晒制盐，较煎煮制盐，产量高而成本低，工力亦省。
考古发掘之于盐史研究的意义
对人类而言，食盐与粮食、空气、水同等重要。无论是人类自身对食盐使用价值需求的不可或缺，还是官府对食盐剩余价值的掌控与追求，都使得盐业始终享有继续存在及不断发展的机会。新的盐业遗存的发现与考古发掘的成果，可以数次重复既往考古成果对盐史的认定，亦可能有突破原有共识产生新的认知的史实。总之，有利于将盐史更合乎原始规律地串连起来，为更深入地研究盐史提供尤为翔实的材料。
研究盐业史，应该是从现有史料与已掌握的史实出发，对尚存的疑问进行探究，通过史料与史实相对应来比较考量，还原盐史面貌，方可得出恰当结论。所谓“论从史出”，而其前提必定是史有物证，即有历史遗存来实证。因此，盐业考古发掘对盐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涉盐考古发掘有利于了解盐业的历史轨迹及其相应文化。已有的盐业史乘，或由时人依实而撰，或由后人依史依传、结合当时的史迹而追述。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资料收集未必齐全，史实考证未必透彻，历史认知未必完全公允，而致即使是信史，也难免存有瑕疵。新的更多的涉盐考古发掘成果与已有的史乘融合起来，更多替换既往的相对科学的合理推衍，以实避虚，以存在取代臆想，会进一步扎实地丰富淮盐史。而淮盐作为中国盐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发展史因考古发掘不断有新的成果而丰满，也充实了中华盐史的内涵，使在世界盐史中地位显赫的中华盐史中的那些被漫漫岁月洗刷掉的细节得以重现，被沉沉历史粉尘掩蔽的风华重新绽放。
尤庄遗址外，江苏省境其他几大涉盐考古发掘成果，确实起到了验证淮盐史乘、丰富淮盐历史的重要作用，此处不再赘述。而尤庄考古发掘成果，则不仅仅验证了淮盐历史悠久这一概念，其独特重要的意义在于对史乘述及淮盐历史定义的突破。《中国盐业史》只在推断夙沙氏首创煮海为盐后，进一步推断“大概在商、周之际，就已在当地推广和普及煮盐”，而未有论述“推广和普及”的具体盐区与其具体情形，当然不会论及淮盐区规模生产始于何时。《江苏省志·盐业志》亦仅概言“江苏盐业生产历史悠久，……春秋吴王阖闾时期，就开始在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扬州、苏州以东经营海盐。”此外亦未见有其他史乘记载江苏境内淮盐发端早于春秋时期。
尤庄遗址考古发掘结论是，西周至东周时期，此处即已有规模化盐业生产，突破了史乘对淮盐发祥时代在春秋的认定。尤庄遗址考古学意义重大：“尤庄遗址为首次发现的江苏沿海地区先秦时期的制盐遗址。为探讨东部沿海地区盐业生产与社会文明发展提供了新材料，对于探索早期沿海地区手工业的起源和发展，研究先秦时期盐业生产格局的地理架构、海岸线变迁等具有重要意义。”更为可贵的是，尤庄盐业遗存的发现，将淮盐规模化生产由史书模糊记载的始于春秋确切地提前到了西周。如果再能发现并发掘出更早期制盐遗存，则更能进一步证明江苏境内的海盐生产历史远超三千年。
正是有了规模化生产，青州向西周天子进奉的食盐中才有淮盐的份额。食盐价值的不可替代性决定了盐业必得以赓续，也才有了后来的春秋莒国在连云港市境建盐仓城以收储淮盐或进贡于王廷或转运销售获取盐利，才有了两汉至明清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持续发展。至于葫芦山史前遗址发掘的新石器时代器物中的部分陶器，确存在是淮盐最初生产工具的可能，与专家“以有推无”认为尤庄尚有更早期制盐遗址存在的可能，都去除“可能 ”而为史实，当然尚需考古发掘来最终实证，确也是淮盐史研究、中国盐史研究的一个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