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褚时健眼里，经营任何生意，一把手心里都要会算账。这个账不是事后财务部门给你的，而是事前企业家自己估算的，不一定特别精确，但一定大致正确。做任何决策之前，都要算算这项决策实施下来会产生多少成本，带来多少收入，会对利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多久、多大程度的影响。不然的话，稀里糊涂做事，企业亏损都不知道亏在哪里。
1.做好任何事都要学会算账的习惯
褚时健13岁时就开始帮助父亲算账。他的父亲是一名为旧锡矿供应木材的商人。父亲有时候进山收木材，如果碰到褚时健正好周末在家，父亲就会扔一把尺子给他：“走，和我进山去。”褚时健能帮父亲的地方很多，丈量木材、搬挪装运、分类算账，特别是算账。父亲发现儿子心算比自己还好，每次儿子跟着进山，这趟活就会干得又快又好。
十五岁，褚时健主持家里的酒坊的时候，开始独立算账。他会随时用本子把一些数字记下来，比如700斤苞谷原料，大概要烧1500斤柴火，两斤半苞谷大概出一斤酒，苞谷大概合算多少钱，柴火多少钱，酿出的酒卖多少钱，花多少钱请小工挑到集市，他都一笔一笔记好、算好。大概是因为当年认真，即便年过80岁后，褚时健还清晰记得这些数字。“搞物质生产，就是消耗要低，质量要好。成本核算和产品质量都非常重要。不管什么事，你要先搞懂才做，不懂的事，先向别人学习。不然，你亏本了都不知道为什么。”
上中学的时候，褚时健因为擅长精打细算而被老师和同学选作生活委员，专门替同学们管一日两餐。当时学校的制度是学生自己管理伙食，学校的事务主任每周把学生的伙食费收上来，余下的收支记账、采购原料的事情，都是伙食委员负责。同学们认可褚时健的聪明和办事效率，就一起推荐他做伙食委员。褚时健上任之前先去市场晃了几天，到处看、到处问，然后走马上任。同学们问他到市场晃什么，褚时健说看看哪里的米好，哪里的价格便宜。褚时健发现以前同学们吃的米要么是泡过水的，要么是被添了白石粉的。他还发现昆明市场的大米价格每天变化很大，早上人少、米好、价钱低，中午价格就高一些，下午米就差一些。于是褚时健就在每周收到伙食费之后，第二天一大早就带着助理赶往市场，趁着米好价格低的时候一次性买够一周所需的大米，同样的价钱，买到的米几乎是后面来的两倍多，而且米还好。褚时健当伙食委员的时候，学校的食堂很受欢迎，米好、量足，国家危困时期，一群穷学生还能够吃饱肚子读书，简直就是梦想照进现实！仗着褚时健的精打细算，同学们吃了两学期饱饭，当他想要退下来歇一歇的时候，大家都不同意，刚卸任几天又被同学们推选上来，继续当家！
2.从效益出发才能抓住经营的牛鼻子
刚到戛洒糖厂时，褚时健虽然之前在红光农场用土法做过糖，但对于较大规模的机械化制糖，基本上还是一个门外汉。但是，褚时健经过一个多月的访谈、观察、计算，很快就找到制糖的门道，并找出了戛洒糖厂多年来持续亏损的关键。经过反复的核证、推算，一个月后，褚时健把糖厂22个榨糖点的负责人聚在一起，开了个生产会，说了一下自己的想法：“我们为什么年年亏损？主要是因为成本核算没搞好。”他掏出一个小本子，给大家算了一笔账：“现在100斤甘蔗才出9斤糖，一斤糖的燃料要5斤4两褐煤，9斤糖的总收入，还包不住100斤甘蔗和5斤4两褐煤的成本，再加上人工费、运输费、机器损耗费，我们不亏哪个亏？”糖厂的人当时都傻眼了，他们干了这么多年，一切都是稀里糊涂的，领导天天忙于政治运动，也没工夫算这个账。新来的副厂长才一个月就找到了亏损原因，牛！
找出了亏损的主要原因，解决亏损问题就不会太难，褚时健从提高甘蔗的出糖率和降低燃料消耗两个方向寻找办法，通过增加压榨滚筒和温水洗糖的办法，把出糖率提高，通过更换燃料，用干蔗渣熬糖，把燃料消耗降低，不到半年，糖厂就摆脱亏损。
褚时健作为一个门外汉，为什么能够快速找到亏损的原因，并快速解决问题？在他本人看来，并没有什么神奇的。一个人只要有经济效益意识，就自然而然会关注企业的盈亏，关注企业盈亏就会关注影响盈亏的各种因素，顺着影响盈亏的各种因素倒推，顺瓜摸藤，推着推着就会找到企业盈亏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不同的行业虽然具体的影响因素不一样，但大同小异，关键要把经济效益作为思考经营问题的原点。
3.一次性的大支出要学会算细账
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花的第一笔大钱是进口MK9-5型卷接机，当时的价格是261万元，几乎是天价，而且当时企业掏不出这么多钱，还要通过贷款来买。当时的很多人，包括厂领导班子成员，都认为，不如增加10台或20台“新中国”牌卷接机，更稳妥一些，因为一套MK9-5差不多相当于 60 台“新中国”的价格。但是，褚时健让卷包车间的副主任乔发科当场给厂领导班子仔细算了一笔账：引进一套MK9-5，每分钟卷烟5000支，是以前的4倍；单箱卷烟耗烟丝45公斤，以前是60公斤，省烟丝15公斤，按每公斤5元计，一箱烟节约人民币75元。各项算下来，使用这种机器后，如果每天生产50箱烟，每月将节约8.5万元。MK9-5可以增加过滤嘴，加上一个过滤嘴后，红塔山的价格会调高3角钱，从5角1分钱涨到8角1分钱，一条烟的售价能增加3元钱……乔发科最后给出了一个结论：如果启用这种机器，算上节约的成本和增加的收入，只要短短三四个月，就能还清贷款。听了乔发科的测算，大家没了争议，最后投票，一致同意褚时健的提议。
在1984年引进成套设备的时候，褚时健要花的钱更多，当时云南省能给玉溪卷烟厂的最大额度外汇贷款是1000万美元，褚时健准备足额申请。当褚时健和总工程师李振国赶往昆明参加申请会议时，听说很多企业害怕风险，不敢要太多贷款，贵州卷烟厂甚至放弃了自己的额度，昆明卷烟厂也将自己的额度大幅降到80万美元，于是，按照计划划分的外汇贷款就多出了1300万美元的额度。中午会议休息时间，褚时健把李振国拉出会场，走进附近一家小饭馆，说：“老李，我俩马上算个账，我们把2300万美元贷款都要过来行不行。” 没纸没笔，褚时健和李振国就一人一根筷子，蘸了碗里的米汤就开始在桌上算账：如果追加贷款，能引进什么设备，能产生多少增收，玉溪卷烟厂如何还贷，需要多长时间……两人把数字写得一桌都是。当米汤汁铺满了大半张桌面时，褚时健和李振国回到会议现场，告诉主持会议的领导：“我们追加额度，共申请2300万美元的贷款。”玉溪卷烟厂这么大的胃口让云南省委的领导都大吃一惊，计委的领导更是担心风险太大，迟迟不敢批。不过，褚时健心里的账已经算清楚，用2300万美元贷款引进企业生产急需设备，短期可以增收节支还贷款，长期可以奠定玉溪卷烟厂在行业中的技术领先地位，无论大账小账，都是稳赚不赔的，他铁了心要争取到。褚时健软磨硬泡四个月，最后给副省长朱奎和省计委立下“军令状”：保证三年还清外汇贷款，利税每年递增1亿元。
正是这一次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使得玉溪卷烟厂一下子在技术上领先全国。2300万美元的设备投入，当初每年递增1亿元的利税承诺，实际的经营效果是1987年利税7.63亿元，较上年增长 49.7%；1988 年利税11.9亿元，1989年利税20.3亿元。事实证明，褚时健的账算的比谁都清，当时的2300万美元虽是很大一笔款，投资先进设备却完全没有风险！
4.持续性的繁杂支出要学会算大账
相比两次大的设备引进整体大手笔的支出，烟厂的“第一车间”建设则是长期的、持续的、名目繁杂的各种支出。为了鼓励烟农按照烟厂要求的方式种烟，褚时健当时给烟农定了几项政策：烟厂提供给烟农的肥料必须平价；凡属于烤烟种植过程中烟田修的道路或水池水库，一律烟厂出钱；烤房的新建、改建也由烟厂给予相应补贴；烟农种烟所需薄膜、地膜、营养袋等均由烟厂出钱。为了激发农民种烟的积极性，褚时健不断加大对烟农的补助力度，甚至将卷烟厂的相当一部分利润也拿出来作为补助发放给广大烟农。不仅仅补助金额每年大幅增加，褚时健还想办法提高烟草收购价格，因为当时烟草价格由国家统一定价，个人和企业无权私自调价，褚时健就想出很多种价外补贴的办法，货币、农资等等。
在对烟农进行大量补助期间，烟厂的不少管理干部很不理解，觉得补贴项目太多，补助费用过高，成本上不划算。褚时健给他们大致算了一笔简单的大账，立马让所有人茅塞顿开。国家收购烟叶一般是9元的平均价，但玉溪卷烟厂加上各种补助的收购价基本到了16元，特殊的高质量烟叶还能到一公斤20元，各种支出汇总大概是其他烟厂的1.5倍到2倍。不过，因为我们的烟叶等级高，质量稳定，在市场端，玉溪卷烟厂平均一公斤卷烟能卖到220元，而别的生产厂家一公斤卷烟平均也就卖到40元，收入大概是其他烟厂的5.5倍。“我每付出一分成本，利润就会增加两三分，要不要给烟农补贴，哪个划得来？你们自己算算。”补贴烟农，简直就是一本万利！
关于补贴烟农的账，褚时健从另外一个角度给当时的国家财政部部长刘仲藜算过一次。烟厂给予烟农一元的补助，将会给政府财政带来五元的利税回报，如果财政部能够同意将烟厂对于烟农的补贴投入计入税前成本，那么烟厂交给国家的税收增长每年不会少于10亿人民币。最善于算大账的刘仲藜部长听了褚时健的算法，当时没有表态，第二天财政部以书面形式给了玉溪卷烟厂一个回复，同意烟农补贴计入税前成本。
5.会算账才能产生洞察力和超前的决策
1988 年褚时健和副厂长乔发科在《云南烟草》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里面有这么一段话：“我们主张，优化滤嘴烟和名优卷烟在我省卷烟中的比例，是云南卷烟工业发展的首选目标。”当然，这也是褚时健心中玉溪卷烟厂的首选目标。褚时健与乔发科提出这个观点，是基于对1988年玉溪卷烟厂的红塔山、阿诗玛、红梅三种烟利税贡献的比较。1988年在产量上，红塔山是19万箱，阿诗玛是25万箱，红梅是40万箱；在单箱利税上，红塔山是3709.72元，阿诗玛 2920.90元，红梅是1411.45元；在单箱利润上，红塔山是602.09元，阿诗玛是337.03元，红梅是335.55元。从数据中会发现，尽管红塔山的产量最小，但在单箱利润和单箱利税上，却遥遥领先于阿诗玛和红梅。看清这组数据后，褚时健毫不犹豫开始加大红塔山的生产。这一决策的效果大约在三年之后开始持续爆发，威力一发而不可收，199年，红塔山单品牌利税达到25.5亿元；1992年上升为32亿元；1993年继续上升，达到45亿元，创汇1.5亿美元。等到别的对手反应过来也开始调整产品结构的时候，玉溪卷烟厂已经一骑绝尘，遥遥领先。
2002年，上海的磁悬浮列车刚刚面世时，褚时健看着新闻中的数字，对身边人担忧地说：“怕是以后它的生意难做。”他的理由就是磁悬浮列车的成本太高，30公里花了89亿元，成本高必然导致后面的票价高，不会有太多人去消费。如此一来，国家就要贴着钱运转，时间长了，亏损无法承受，收回成本、赢利就很是问题。“我们搞经济的人会先问一问成本多少。”他说，“不问问成本多少、利润多少，最后市场会把它灭掉。”
褚时健用他自己的算法，常常得出别人好多年后才看明白的结论。
6.培养合格的经营者，先从学算账开始
在玉溪卷烟厂期间，大家很怕和褚时健坐在一辆车，褚时健打发路途时间的方法就是盘问各种数字，大家形容褚时健脑子里有一台高配置计算机，一块烟田多少产量，一年施肥投入给烟农多少补贴，收购其烟叶多少，烟厂能收入多少，利润会是多少……从头到尾，褚时健能气定神闲地坐在座位上，靠心算就给同事们一笔一笔算下来。玉溪卷烟厂的很多管理干部，褚时健的很多得意弟子，都是在褚时健多年的数据盘问中成长起来的。
为了培养下一代的经营意识，褚时健总在有意无意影响李亚鑫（外孙女婿）和圆圆（外孙女），有时和他们一起出门吃饭，米线店、包子铺……在小店里他总要和这两个小辈粗略算上一笔账，菜价、客流、房租、工资、原料，看看小店挣不挣钱。圆圆和李亚鑫从加拿大留学回来后曾经想做电影院的投资。因为在加拿大习惯了去电影院看大屏幕电影，回到玉溪后发现，不仅玉溪，连昆明都还没有IMAX(巨幕电影)，两人就想在玉溪也搞一家电影院。褚时健一点不排斥他们的想法，相反搬了椅子和两个人一起坐到桌子边，在纸上把电影院的客流量、一张电影票的分成、
电费、人工、装修、五年的折旧，林林总总全部算了一遍。最后三人得出结论，在玉溪投资一家电影院是完全能挣钱的，褚时健也愿意拿出钱来入股。只不过后来两人因为加盟褚橙事业而没有付诸实施。
一个企业家，无论在什么行业，无论经营多大规模的企业，都要有经济意识和绩效意识，都要在决策时学会算账。一项决策，需要投入多少资源，能产出多少收入，从利润的角度看，值不值得做，都要有一个认真的考量。这种考量需要企业家自己去做，有时候也需要类似于总工程师、车间主任、总经济师、总会计师的帮助。但是，最主要的，是企业家自己的经营意识。企业家要把企业效益作为考虑任何问题的原点，从原点出发，合理使用、调配企业所拥有的资源。人财物资源，不贡献效益的投入，哪怕再小，都是一种浪费；能带来效益的投资，哪怕再大，有时候甚至是贷款，都不需要过分担忧，都可以大胆地投。
始终保持绩效意识，常常能使一个管理者富有远见和洞察力，能够看到别的管理者看不到的长周期的回报，能够看透纷繁复杂的利益关系中的关键。
企业家有卓越的绩效意识，企业才可能有卓越的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