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方友

在盐场文朋诗友眼里，我现在已是创作的“专业户”啦，这虽属戏说，但也不无贴切。试想，每天读十来万字，每天至少写2—3千字，这样一个一个日子数下来，自然一年要有几十万字出笼，几乎接近于专业创作的“业态”。似这样大流量的写作，不免会受到才思枯竭“江郎才尽”的挑战，那么，为什么还能让作品比一点不少要多得多呢？我想大约有这么两条缘故：怀着对衣食父母的感恩去阅读、体悟和创作，这是第一条，而对创作永远怀一种高尚的敬畏，这是第二条，这一点也可视为我创作的某种“秘笈”。

感恩心，是感恩于生我养我的盐场父母们，是乌鸟反哺，是吃土还土，是笃信“人民永远是文学工作者的母亲”的至理。而敬畏，是始终追求与信奉崇高的使命和使命的崇高。在我看来，一个负责任的作家，每当拿起笔之前，他的心中充满着的不光是创作的冲动和激情，更会充满对所怀使命的巨大敬畏：敬畏崇高。

从一定意义上说，不管是谁，不管你写的是什么，从笔下流淌出来的一定会有思想，一定体现着思想，一定弘扬着某种核心价值观。宋朝大诗人苏轼说过，凡自己所写的文章，都是“行于不得不行，止于不得不止”而写出来的，“不得不行”的思想的宣泄，就是通过文章这个载体来表达的，举凡笔墨一动，所爱所憎明明白白，所想所指纤毫毕现，句句有深意，字字有担当。一件作品，不光要正确地体现思想，还要讲求恰当地表达思想，因为“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写作时最要小心又小心的地方，就是千万不要把“清”的弄“浊”了，思想一出，就成“立言”；为了正确“立言”，不惜采用各种修辞手法和文学手段，反复修改，这都属于“立言”的功夫，正因为“立言”不易，古人才称之为“三不朽”中之一不朽。

“立言”是播种思想，其实也是笔载文史。越是伟大的作家越是知道，他的笔下都有历史，他的作品就是时代的写照，历史的记录。既然是承载历史，怎能不慎之又慎？最近央视播出的《平凡的世界》，以前所未有的轰动，感动了当下中国，其中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作家路遥通过作品，真实生动形象地记录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青春一代的命运和社会原型，这部作品尽管过去了几十年，仍然是那样深切而感人肺腑地打动了今天的我们。而在我们这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们的记忆中，当时有许许多多的作品，都是可以当历史教科书来读的，像《林海雪原》、《红岩》、《红日》、《铁道游击队》等，这些记录革命先辈光辉业绩的红色历史培育了几代人。在我所醉心创作的门类报告文学作品中，像这样的优秀作品也是数不胜数的，譬如徐迟老师创作的描写科学家陈景润事迹的《哥德巴赫猜想》，不是曾火一般地激起了千千万万的年轻人献身科学的无限激情吗？这样的作品因为有崇高的历史担当，而不可多得，而价值连城，而名垂青史。

那些优秀作家的创作经历告诉我们，没有这种崇高的敬畏，就不会有好的作品问世，我体会，这种敬畏往往在创作之前的准备中，就会常在心中闪现。就说我自己，也有许多这方面的经历。就说有一次我读《史记》，这种敬畏感，就凌空而降。当时我准备系统地读司马迁的《史记》，原来的意图是准备补课学史的，但当读到《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记父亲司马谈同他诀别的一段话，竟长久心动，不能自持。原话是：“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这话是说，我眼看没人记载历史，心里非常害怕，天下的历史这就要废了！书上还说到，司马迁含泪表示一定实现父亲的遗愿，我想这也许是后来司马迁即使受了宫刑，仍矢志不渝地把《史记》写完的动力之一。但司马谈的—“泣”—“惧”，却使我刻骨铭心，这番不朽的诀别，让我读后热泪满襟，终生立下敬畏之情。这种敬畏，成为我心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一杆标尺。正是心存这样的敬畏，今天我才如此不辞辛劳，日以继夜，脚踏书山，勤读为径，为自己立下高标，虽不能做到让作品尽善尽美，也要力求做到文史双美，为盐场人留下信史的佳构。也正是心存这样的敬畏，我才勤勉地像前贤学者刘知几说的那样：“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自省”，去努力探寻创作“得失之枢机”。现在我们常会见到“敬畏规则”这样的词语，我想不妨把它移到创作上来，用“心存敬畏”作为创作的一个规则，立在自己的座右，时时记得文章乃是千古事，寸心里千万不要忘“得失”。